善有恶报又何妨！
建宁二年（建宁是汉灵帝年号，二年是公元一六九年），遂大诛党人，诏下急捕滂等。督邮吴导至县，抱诏书，闻传舍，伏床而泣。滂闻之，曰：“必为我也！” 即自诣狱。县令郭揖大惊，出解印绶，引与俱亡（想一起和他做通缉犯）。曰： “天下大矣，子何为在此？”滂曰：“滂死则祸塞，何敢以罪累君，又令老母流离手！”其母就与之诀。滂向母曰：“仲博（范滂字孟博，仲博是他家老二）孝敬，足以供养。滂从龙舒君（范滂的爸爸范显，故龙舒候相也）归黄泉，存亡各得其所。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，勿增感戚。”母曰：“汝今得与李、杜（李膺、杜密）齐名，死亦何恨！既有令名，复求寿考，可兼得乎？”滂跪受教。再拜而辞。顾谓其子曰： “吾欲使汝为恶，则恶不可为；使汝为善，则我不为恶！”行路闻之，莫不流涕。时年三十三。范滂这次坐牢，不是第一次，他在汉灵帝爸爸汉桓帝统治时代，就坐过牢。《后汉书》记录如下：
后牢脩诬钩党、滂坐系黄门北寺狱。狱吏谓曰：“凡生系皆祭皋陶。”滂曰： “皋陶贤者，古之直臣，知滂无罪，将理之于帝（这个“帝”不是皇帝，是“上帝”，司马彪《续汉书》党锢传中明写是“上帝”；袁山松《后汉书》明写是“天”）；如其有罪，祭之何益！”众人由此亦止。狱史将加掠考，滂以同囚多婴病，乃请先就格（“格”是刑具、刑架），遂与同郡袁忠争受楚毒。桓帝使中常侍王甫，以次辨诘，滂等皆三木囊头（“三木”是脖子、手、脚上都上木枷；“囊头”是把头用口袋套住，看不见外面）暴于阶下。余人在前，或对或否，滂、忠于后越次而进。王甫诘曰：“君为人臣，不惟忠国，而共造部党，自相褒举，评论朝廷，虚构无端，诸所谋结，并欲何为？皆以情对，不得隐饰。”滂对曰：“臣闻仲尼之言：‘见善如不及，见恶如探汤。’欲使善善同其清、恶恶同其污，谓王政之所愿闻，不悟更以为党。”甫曰：“师更相拔举，选为唇齿，有不合者，见则排斥，其意如何？” 滂乃慷慨仰天曰：“古之循善（袁山松《后汉书》作“修善”），自求多福；今之循善（袁山松《后汉书》作“修善”），身陷大戮。身死之日，愿埋滂于首阳山侧，上不负皇天，下不愧夷、齐（伯夷、叔齐）。”甫愍然为之改容。乃得并解桎梏。
范滂放出来以后，最令我们注意的，是他并不感谢当朝大员。《后汉书》说：
初，滂等系狱，尚书霍讠胥理之。及得免，到京师，往候讠胥而不为谢。或有让滂者。对曰：“昔叔向婴罪，祁奚救之，未闻羊舌有谢恩之辞，祁老有自伐之色。” 竟无所言。
《左传》记恶讨奕盈之党，杀羊舌囗（字叔向）的弟弟羊舌虎（字叔虎），并把叔向关起来。祁奚听到了，说动范宣子，放了叔向。事情办好了，祁奚不见叔向而回，叔向也不往谢。--叔向生在今天，决不会糊里糊涂地去看李登辉的！
范滂临死前他母亲说“吾欲使汝为恶，则恶不可为；使汝为善，则我不为恶！” 我认为这句话的正确翻译该是：“我教育你去做坏事，我不能教你做坏事！但我教育你去做好事，[可是，做好事竟是这种下场，这种教育，岂不是做害了人的“坏事”！] --我才不要做这种‘坏事’！”《后汉书》范滂传中这种事，同样的感慨，在《南史》刘湛传也有。刘湛被杀前在狱中见到他弟弟刘素，感慨说：“乃复及汝那？（连你也给整进来了吗？）相劝为恶，恶不可为；相劝为善，正见今日，如何？” 类似的感慨在《魏书》韦阆传中也有。韦阆的儿子韦俊，被杀时感慨说：“吾一生为善，未蒙善报；常不为恶，今为恶终。悠悠苍天，抱直无诉！”这些史例，都是以为善期许的人的感慨之言。
十月五日《关怀》上登廷朝对他又换的监狱“毫无心理准备”、“几乎无法承受。只觉得与家人、朋友愈隔愈远。也开始怀疑自己的人生观是否正确，是否可以作为别人的榜样”。你说廷朝在精神上的确有所困惑和动摇，其实这都是可以理解的，正如我们对范滂的母亲、对韦俊、对刘湛等古人的理解一样。
抱着善有善报、不该得到恶报思路的人，未免把人间万象看得太单纯了。事实上，人间万象是复杂的、不可测的、不是照着因果律天真地进行的。为善没有善报，其实原因很多，不是简单解释得了的。虽然如此，志士仁人却不应因所报不佳就怀忧丧志。为善本身是自足的，不宜要求善报来成全这一自足，也不宜因遭遇恶报而怀疑本身上的善。有这种困惑与动摇情况出现，我们不得不说它是一种错误。虽然它的出现；值得我们同情、值得我们十分关切。
在献身为善的奋斗里，我最欣赏甘地的态度。甘地说这种牺牲“没有报酬一词，入狱本身就是报酬”，这种态度，真是深明为善乃自足的大义之言。有了这种心理准备，志士仁人自然参悟人间的真相，对一切冷暖无常与浮沉祸福，也就付诸一笑了！
这个问题的结论是：善有恶报又何妨！只要为善就是最乐了，想在为善以外别有希冀的人，不但毁了善的本身，也将自寻烦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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