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论衡》论衡(作者:怿古轩)
《论衡》论衡
“旷世超奇出上虞，《论衡》精处古今无”（《六斋卑议》）。此近人宋恕之韪王充，美《论衡》者也。
《后汉书·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》有载：“王充，字仲任，会稽上虞人也，其先自魏郡元城徒焉。充少孤，乡里称孝。后到京师，受业太学，师事扶风班彪。好博览而不守章句。家贫无书，常游洛阳市肆，阅所卖书，一见辄能诵忆，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。后归乡里，屏居教授。仕郡为功曹，以数谏争不合去。充好论说，始若诡异，终有理实。以为俗儒守文，多失其真，乃闭门潜思，绝庆吊之礼，户牖墙壁各置刀笔。著《论衡》八十五篇，二十余万言，释物类同异，正时俗嫌疑。”
尔时《论衡》付梓，波及来者，堪谓颇著。若王符作《潜夫论》，仲长统作《昌言》，崔实作《政论》，胥步其后尘，以为程而趋之。问世以降，汉、 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及近代学人宗主，或诋訾之，或嘉许之，或毁誉参半，平章不一。迨夫近代，宾四先生则效其名，作《现代中国学术论衡》，章太炎作《国故论衡》一书，新来又有《国学论衡》丛书等等。毋论何如，足可见其一斑矣。
瓣香班彪，其名盛于班彪；前承《新论》，其作超乎《新论》。
第一章
《论衡》巍巍
王公有云：“《论衡》之造也，起众书并失实，虚妄之言胜真美也……故《论衡》者，所以铨轻重之言，立真伪之平……其本皆起人间有非，故尽思极心，以机世俗”（《对作》），又云：“《诗》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思无邪。《论衡》篇以十数，亦一言也，曰：疾虚妄。”（《佚文》）盖道实语耳。顾夫尔时，是则河清海晏，然谶纬昌炽，庶猖蹷蔓于一国；经学繁琐，几罢老难究一艺。并古书伪传，恶俗迷信。汉朝学林，固弊新疾俱现焉。夫阴极而阳生，否极而泰来，实然之理也。王公生乎斯世，爰掎摭时短，明察纤介，讨擿物情，如拨云雾矣。
观夫《论衡》一书，深闳杰异。其可观者，固丰功伟绩者凡四，今以其要，而次论之。
一曰：反谶纬神学。
谶者，《说文》训“验”也。段玉裁据《鵩鸟赋》、《魏都赋》注引补云：“有徴验之书，河洛所出曰谶。”纬者，《释名·释典艺》训“围也，反覆围绕以成经”也。苏舆《释名疏证补》云：“纬之为书，比传于经，辗转牵合，以成其谊，今所传《易纬》、《诗纬》诸书，可得其大概，故云反覆围绕以成经。”谶、纬略有不同，而其质本一。谶、纬也者，盖汉季今文经学与世俗迷信合流所蜕变，即儒学宗教神学化之产物也。实尔时方士化之儒生伪造，依附于儒家经典之书耳。自汉光武帝“宣布图谶于天下”（《后汉书·光武帝纪》），钦定为官方神学，至汉章帝“大会诸儒于白虎观”（《后汉书·儒林列传》），令班固等人撰《白虎通》。厥如日之升，如月之恒，号为“内学”，尊为“秘经”。
且夫，汉代开国高皇帝，及东汉汉光武帝，皆以谶言为其立国之据，“宝文出，刘季握。卯金刀，在轸北。字禾子，天下服”（《孝经纬右契》）“光武先在长安时同舍生彊华自关中奉《赤伏符》，曰：刘秀发兵捕不道，四夷云集龙斗野，四七之际火为主……谶记曰：‘刘秀发兵捕不道，卯金修德为天子。’”（《后汉书·光武帝纪》）。王公于斯之际，竟敢力辩谶纬之缪。《实知》篇驳圣人谶言，“谶记何见而云始皇至鲁？至鲁未可知，其言孔子曰‘不知何一男子’之言，亦未可用。‘不知何一男子’之言不可用，则言‘董仲舒乱我书’亦复不可信也……谶书秘文，远见未然，空虚暗昧，豫睹未有，达闻暂见，卓谲怪神，若非庸口所能言。”《知实》篇亦然，所举十六例，咸驳圣人先知与神同类。两篇多举孔子者，盖孔子乃为彼时谶纬神学之至上偶像。《春秋演孔图》以孔子为黑帝之子，《论语·崇爵谶》：“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，以当素王。”可见一斑。
《奇怪》篇驳圣人、帝王生有异象，“谶书又言：尧母庆都野出，赤龙感己，遂生尧。《高祖本纪》言：刘媪尝息大泽之陂，梦与神遇。是时，雷电晦冥，太公往视，见蛟龙于上。已而有身，遂生高祖。其言神验，文又明着，世儒学者，莫谓不然。如实论之，虚妄言也。”以感生帝为无稽，且直言汉高祖，何等之魄力！勇莫斯大。想前有桓谭忠犯人主之怒，“有诏会议灵台所处，帝谓谭曰：‘吾欲以谶决之，何如？’谭默然良久，曰：‘臣不读谶。’帝问其故，谭复极言谶之非经。帝大怒曰：‘桓谭非圣无法，将下斩之！’谭叩头流血，良久乃得解。”（《后汉书·桓谭传》）王公于其书中，犹能直言，实属不易，实属不易。
举反谶纬神学为第一，以此。
二曰：驳天人感应。
天人感应也者，谓天有意志而与人相通也。早董仲舒之前，此说即已发其端。《易·系辞》有云：“天垂象，见吉凶。”《周礼·春官·保章氏》曰：“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变动，以观天下之迁，辨其吉凶。”逮西汉董仲舒倡之（见《天人三策》、《春秋繁露》），遂益发不可收拾。比谶纬兴，又与之有染，庶以天人感应说为指导思想矣。
自高祖“过鲁，以大牢祠孔子”（《汉书·高祖纪》），至汉武帝“置《五经》博士”（《后汉书·汉武帝》），因董仲舒“推明孔氏，抑黜百家”（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），儒学遂定为一尊。故其天人感应说，堂皇而不可摧。
王公怀独见之明，欲“障百川而东之，回狂澜于既倒”（《进学解》），慨然而起。谓“天地，含气之自然也”（《谈天》）、“天道自然，非人事也”（《乱龙》），以天道自然论，而距天志。是故乃得“夫人不能以行感天，天亦不随行而应人”（《明雩》）之论。既去其理论基石，复逐一斥绌其说。《谴告》篇曰：“夫天道，自然也，无为。如谴告人，是有为，非自然也。”《变虚》篇曰：“使天体乎，耳高不能闻人言；使天气乎，气若云烟，安能听人辞。”《寒温》篇曰：“人有寒温之病，非操行之所及也。遭风逢气，身生寒温。变操易行，寒温不除。”《明雩》篇曰：“然而世之圣君，莫有如尧、汤。尧遭洪水，汤遭大旱。如谓政治所致，尧、汤恶君也；如非政治，是运气也。运气有时，安可请求？”及《顺鼓》、《雷虚》、《感虚》、《变动》、《感类》、《乱龙》诸篇，皆驳天人感应之说，斥灾异谴告之论也。
三曰：破迷信忌讳。
至可道者，主无神论也，“世谓人死为鬼，有知，能害人。试以物类验之，人死不为鬼，无知，不能害人”（《论死》）。其据颇多，最具说服力者，为“人，物也；物，亦物也。物死不为鬼，人死何故独能为鬼”（《论死》），为“人死血脉竭，竭而精气灭，灭而形体朽，朽而成灰土，何用为鬼”（《论死》），为“夫为鬼者，人谓死人之精神。如审鬼者死人之精神，则人见之宜徒见裸袒之形，无为见衣带被服也。何则？衣服无精神，人死与形体俱朽，何以得贯穿之乎”（《论死》）。《订鬼》、《死伪》、《纪妖》
、《薄葬》、《祀义》、《祭意》诸篇，亦皆驳人死为鬼说。另有《道虚》篇，曰：“夫人，物也，虽贵为王侯，性不异於物。物无不死，人安能仙……世无得道之效，而有有寿之人，世见长寿之人，学道为仙，逾百不死，共谓之仙矣。”斥道家成仙得道之说也。又曰：“老子之朮以恬淡无欲延寿度世者，复虚也。”是谓以老子之术，既不能成仙，也不足以长寿也。
又驳世俗忌讳者，《四讳》、《譋时》、《讥日》、《难岁》、《辨祟》、《难岁》、《诘术》、《解除》诸篇是也。驳福祸报应者，《福虚》、《祸虚》篇是也。
四曰：绌专经章句。
王公好博览而不守章句，且不以专经章句之学为然。时汉学颇盛，传注解说泛滥。若《汉书·儒林传赞》所云：“自武帝立五经博士以来，开弟子员，设科射策，劝以官禄，迄于元始，百有余年，传业者浸盛，枝叶蕃滋，一经说者至百万言，大师众至千余人，盖禄利之路然也。”桓谭亦称：“秦近（案：宜为‘延’字）君能说《尧典》，篇目两字之说，至十余万言，但说‘曰若稽古’三万言。”（《新论·正经》）王公亦称：“王莽之时，省《五经》章句皆为二十万，博士弟子郭路夜定旧说，死於烛下。”（《效力》）
盛极乃成流弊，王公患之。《程材》、《量知》、《谢短》、《效力》、《别通》、《超奇》、《状留》、《定贤》、《答佞》诸篇，程贤佞、量才知也。其绌专经章句之学，遂于以上诸篇中有所道及。聊举二三，而概其余。《超奇》篇曰：“凡贵通者，贵其能用之也，即徒诵读，读诗讽朮虽千篇以上，鹦鹉能言之类也。”《效力》篇曰：“诸生能传百万言，不能览古今，守信师法，虽辞说多，终不为博。”《别通》篇曰：“章句之生，不览古今，论事不实。”亦散见于他篇。《案书》篇
曰：“说章句者终不求解扣明，师师相传，初为章句者，非通览之人也。”
余如《书虚》、《语增》、《儒增》、《艺增》诸篇，驳古书虚妄之文；《遭虎》、《商虫》诸篇，驳虫虎之害因政而起。大抵良有以也。
是书微恉，略志于上。
第二章 且詶《问孔》
予于王公其人，曷胜景慕，推读《论衡》，啧啧不已。于书中大义固无间然，独《问孔》篇不以为意。弱，尝读斯篇，时未能明辨之。比年以还，浅识洙泗。庶以渐磨之久，始有所悟。《问孔》诸难，不概于圣，义乏精覈，词少肃括，洵未敢苟同焉。
熊伯龙谓王公宗孔，何至追难孔子也？以为《问孔》篇系“小儒伪作，断非仲任之笔”（《无何集·读论衡说》）。王公之时代，乃冠圜履句皆抱孔子万能乃倡邪说之时代。王公之问孔，容属绝薪以止火之举，也未可知。退而言之，王公宗孔，而不以孔子之言为必是，亦可谓“当仁不让于师”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）也。何者？王公既疑孔子某言，心所谓是而问诸，是为直也；敢于问圣，是为勇也。直、勇，仁德也。王公自云：“苟有不晓解之问，追难孔子，何伤於义？诚有传圣业之知，伐孔子之说，何逆於理？”（《问孔〉）良是也。要之王公既有所疑，而成《问孔》，吾道中人，疑义与之析可也。
《论语》也者，辑圣人言行，虽吉光之片羽，亦自炳耀千秋者也。王公则谓“夫贤圣下笔造文，用意详审，尚未可谓尽得实，况仓卒吐言，安能皆是”（《问孔》），或有以也。又谓“谓问孔子之言，难其不解之文，世间弘才大知生，能答问解难之人，必将贤吾世间难问之言是非”（《问孔》），乃指讦《论语》，追难至圣。予固非弘才大知，然愿逐一詶之。而王公行文，颇若宋玉之《对楚王问》、东方朔之《答客难》、扬雄之《解嘲》、班固之《答宾戏》、韩愈之《进学解》之类对问体，先自设问，再行驳难，反复论辩，以审其正。故有若干问，予则略之，且摘录其要距焉：
使当今有孔子之师，则斯世学者，皆颜、闵之徒也；使无孔子，则七十子之徒，今之儒生也。何以验之？以学於孔子，不能极问也。吾闻程子有云：“孔子弟子善问，直穷到底”（《论语集注》）。觇之《论语》，《公冶长》篇孟武伯问仁，子张问令尹子文、问陈文子；《颜渊》篇颜渊问仁，司马牛问仁、问君子；子贡问政；《子路》篇子路问政，仲弓问政，子贡问士；《阳货》篇子张问仁；《尧曰》篇子张问政。如是，岂不能极问哉？王公谓七十子之才正等彼时之儒生，或也不差，然以“以学於孔子，不能极问也”为据，失之明也。
孔子笑子游之弦歌，子游引前言以距孔子。自今案《论语》之文，孔子之言多若笑弦歌之辞，弟子寡若子游之难，故孔子之言，遂结不解。朱子于此章，可解王公之难。“治有大小，而其治之必用礼乐，则其为道一也。但众人多不能用，而子游独行之。故夫子骤闻而深喜之，因反其言以戏之。而子游以正对，故复是其言，而自实其戏也。”（《论语集注》）李卓吾衊圣莫甚，其于《四书评》中犹知“‘割鸡焉用牛刀’，乃是夫子喜极，故反言之”。颜渊曾谓“夫子循循然善诱人”（《论语·子罕》），抑此之谓也。王公称“孔子之言多若笑弦歌之辞”，云“多”，而未见举。无迺“闻一增以为十，见百益以为千”（《艺增》）乎？《论衡》一书，洋洋廿余万字；《问孔》一章，凿凿十六七问。倘审有之，盍举耶？后学如予，亦可观摩。嗟虖。惜王公殁矣。
孟懿子问孝。子曰：“毋违。”樊迟御，子告之曰：“孟孙问孝於我，我对曰‘毋违’。”樊迟曰：“何谓也？”子曰：“生，事之以礼；死，葬之以礼。”
问曰：孔子之言毋违，毋违者，礼也。孝子亦当先意承志，不当违亲之欲。讵有孝子“不当违亲之欲”义？《孝经·谏诤》篇曰：“曾子曰：‘若夫慈爱恭敬，安亲扬名，则闻命矣。敢问子从父之令，可谓孝乎？’子曰：‘是何言与？是何言与？昔者天子有争臣三人，虽无道不失其天下。诸侯有争臣三人，虽无道不失其国。大夫有争臣三人，虽无道不失其家。士有争友，则身不离於令名。父有争子，则身不陷於不义。故当不义，则天不可以不争於父，臣不可以不争於君，故当不义则争之，从父之令，又焉得为孝乎。’”依孟懿子之告樊迟之说，亦可知《论语·里仁》篇“事父母几谏。见志不从，又敬不违，劳而不怨”之“不违”者，亦不违礼之意也。
孔子言毋违，不言违礼。懿子听孔子之言，独不为嫌於毋违志乎。樊迟问何谓，孔子乃言“生，事之以礼；死，葬之以礼，祭之以礼。”孔子曾言：“不愤不启，不悱不发，举一隅不以三隅反，则不复也。”
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此教学之方也。“不知而不能问，非智也（《国语·鲁语上》），今孟懿子倘不知无违者何，又不能问，孔子如其何？惟示之樊迟，以期达其意也。
使樊迟不问，毋违之说，遂不可知也。懿子之才，不过樊迟，故《论语》篇中不见言行。如此推断，殆有不妥。公冶长、宓子贱亦但见于《论语》一次，则言两人之才，皆不过樊迟可乎？公冶长为孔子女婿，孔子则许宓子贱为君子，言此二人之才胥不过樊迟，予不信矣。是故，王公可以言懿子才不过樊迟，但不可以言“故《论语》篇中不见言行”也。
孟武伯问孝，子曰：“父母唯其疾之忧。”武伯善忧父母，故曰“唯其疾之忧”。《论语集解》马曰：“言孝子不妄为非，唯有疾病，然后使父母之忧耳。”善也。“父母唯其疾之忧”者，为人子，唯己有病然后使父母忧也。此一“其”字，当指人子。而非但忧父母之疾也。《论语·里仁》篇，子曰：“父母之年，不可不知也。一则以喜，一则以惧。”
父母年高，岂非一忧？故知无“唯父母之疾而忧”之理也。是用，下文所云“武伯忧亲，懿子违礼……独畏答懿子极言之罪，何哉”实也无从谈起矣。
且问孝者非一，皆有御者。人问孝之时，皆有御者？王公阖所据也？
对懿子言，不但心服臆肯，故告樊迟。“必告樊迟者，恐孟孙以为从父之令是无违，故既与别，后告于樊迟，将使复告孟孙也”（《论语正义》）。昭昭然矣。
孔子曰：“富与贵，是人之所欲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居也；贫与贱，是人之所恶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去也。”此言人当由道义得，不当苟取也；当守节安贫，不当妄去也。语出《论语·里仁》，当断为“富与贵，是人之所欲也，不以其道，得之不处也；贫与贱，是人之所恶也，不以其道，得之不去也”。此所谓“得之”者，已得之意也。是用下文所云“夫言不以其道，得富贵不居，可也；不以其道，得贫贱如何……弟子不问，世俗不难，何哉”实也无从谈起矣。
孔子曰：“公冶长可妻也。虽在缧绁之中，非其罪也。”以其子妻之。问曰：孔子妻公冶长者，何据见哉？如王公称“夫贤圣下笔造文，用意详审，尚未可谓尽得实，况仓卒吐言，安能皆是”，则心下必已有疑。孔子言其可妻，心下即已有可妻之由。只是孔子未曾道及而已。孔子不以君子轻许人，论语中但二，一者南宫适，一者宓子贱。子谓子贱，“君子哉若人！鲁无君子者，斯焉取斯”？（《论语·公冶长》）其何以成君子？孔子亦未言也。“虽在缧绁之中，非其罪也”云云，乃是释人之疑。是用，下文所云“据年三十可妻邪……则是孔子不妻贤，妻冤也”实也无从谈起矣。
案孔子之称公冶长，有非辜之言，无行能之文。实不贤，孔子妻之，非也；实贤，孔子称之不具，亦非也。余无取乎尔也。称之必具乎？孔子以其子妻之，必也具称其人于《论语》乎？
子谓子贡曰：“汝与回也，孰愈？”曰：“赐也，何敢望回？回也，闻一以知十；赐也，闻一以知二。”子曰：“弗如也，吾与汝俱不如也。”是贤颜渊试以问子贡也。老子曰：“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。”（《道德经·三十三章》）言孔子欲试子贡固可，或视之师生闲坐漫聊也可。如《论语·先进》篇，子畏于匡，颜渊后。子曰：“吾以女为死矣。”曰：“子在，回何敢死？”王公既谓孔子有“仓卒吐言”之时，则何以为此问必有深意耶？是用，下文所云“使子贡实愈颜渊……至是一章，独以子贡激之，何哉”无以立。
问曰：孔子所以教者，礼让也。子路，为国以礼，其言不让，孔子非之。哂之，非非之。事见《论语·见进》，“子路率尔而对曰：‘千乘之国，摄乎大国之间，加之以师旅，因之以饥馑。由也为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有勇，且知方也。’夫子哂之”。哂者，《玉篇》训“笑也”，《正韵》训“微笑，一曰大笑”。或曰为讥笑，固可，然亦非非之。
或曰：欲抑子贡也。当此之时，子贡之名凌颜渊之上，孔子恐子贡志骄意溢，故抑之也。夫名在颜渊之上，当时所为，非子贡求胜之也。实子贡之知何如哉？使颜渊才在己上，己自服之，不须抑也。使子贡不能自知，孔子虽言，将谓孔子徒欲抑已。由此言之，问与不问，无能抑扬。不在抑扬，则问与不问，又有何碍？予观《自纪》篇，王公自云：“俗材因其微过，蜚条陷之，然终不自明，亦不非怨其人。或曰：‘有良材奇文，无罪见陷，胡不自陈？羊胜之徒，摩口膏舌；邹阳自明，入狱复出。苟有全完之行，不宜为人所缺；既耐勉自伸，不宜为人所屈。’答曰：不清不见尘，不高不见危，不广不见削，不盈不见亏。士兹多口，为人所陷，盖亦其宜……”问：王公既不欲自明，又何答之？
宰我昼寝子曰：“朽木不可雕也，粪土之墙不可圬也，於予予何诛。”是恶宰予之昼寝。问曰：昼寝之恶也，小恶也；朽木粪土，败毁不可复成之物，大恶也。责小过以大恶，安能服人……有一概矣。予讽《问孔》，窃谓王公独于此节，或有以也。凡人欲寐，必是劳累所致。宰予昼寝，或体力不支，当昼而寐，夫子之责，恐已过之。《论语集注》：“胡氏曰：‘子曰’疑衍文。不然则非一日之言也。”观《论语》“宰我昼寝……于予与改是”一节文理顺畅，但言疑衍文，而无实据，难服人心。又有“画昼”之说，则“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；今吾于人也，听其言而观其行。于予与改是”恐也说不过去，是亦责之太过。《论语集解义疏》：“珊琳公曰：‘宰予见时后学之徒将有懈废之心生，故假昼寢，以发夫子切磋之教，所谓互为影响者也。”信者有几？傥言“责之深，爱之切”，而喻之朽木、粪墙之责又岂但一深字了得？然，夫子何以深责，或有其因，也未可知，予陋学謏闻，固不敢据此断言夫子责予过重，且俟夫方来达者，以作盖棺之论欤。
今孔子起宰予昼寝，听其言，观其行，言行相应，则谓之贤。是孔子备取人也。毋求备於一人之义，何所施？此说可诧。王公在世，予必难之。一则，“毋求备於一人”斯语，虽见于《论语》，而实出周公之口。王公言下之意，曾以为孔子之言而反诘之；二则，王公之宗孔若是，行文难掩，在在可见，且自谓“常言人长，希言人短”（《自纪》）云云，又何以求备于孔子耶？
子张问：“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，无喜色；三已之，无愠色；旧令尹之政，必以告新令尹。何如？”子曰：“忠矣。”曰：“仁矣乎？”曰：“未知，焉得仁？”子文曾举楚子玉代己位而伐宋，以百乘败而丧其众，不知如此，安得为仁？王公将“未知”之“知”字作“智”解，则同篇下文，崔子弒齐君，陈文子有马十乘，弃而违之，至于他邦，则曰：“犹吾大夫崔子也！”违之，之一邦，则又曰：“犹吾大夫崔子也！”违之。何如？子曰：“清矣”。曰：“仁矣乎？”曰：“未知，焉得仁？”此处“未知”之“知”字亦作“智”解乎？若是，陈文子又如何无智耶？“未知”者，不知也。“焉得仁”者，（忠）不得为仁也。或曰：“孔子曾言‘君子于其所不知，盖阙如也’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，孔子既不知其人，奈何论之？”孰不知孔子勉人为仁，子曰：“仁远乎哉？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。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实不愿极言为仁之难，盖惧人敬而远之也。“‘克、伐、怨、欲不行焉，可以为仁矣？’子曰：‘可以为难矣，仁则吾不知也。’”（《论语·宪问》）、“或曰：‘雍也，仁而不佞。’子曰：‘焉用佞？御人以口给，屡憎于人。不知其仁，焉用佞？’”（《论语·公冶长》）、“孟武伯问子路仁乎？子曰：‘不知也。’又问。子曰：‘由也，千乘之国，可使治其赋也，不知其仁也。’‘求也何如？’子曰：‘求也，千室之邑，百乘之家，可使为之宰也，不知其仁也。’‘赤也何如？’子曰：‘赤也，束带立於朝，可使与宾客言也，不知其仁也。’”（《论语·公冶长》）诸句可明。窃谓，所谓“不知”，意同“仁则吾不知也”、“不知其仁”、“不知也”、“不知其仁也”。不直言其未及仁者，盖有所虑也。《论语集解》曰：“但闻其忠事，未知其仁也。”亦误。非不知其仁，是不断言也。其理若孔子之不明人死有知无知，不明人死有知无知，何者？如王公所言“圣人惧开不孝之源，故不明人死无知之实”（《薄葬》）也。孰仁否，孔子讵真不知哉？是用，下文所云“问曰：子文举子玉，不知人也。智与仁，不相干也。有不知之性，何妨为仁之行”及“子文智蔽於子玉，其仁何毁？谓仁，焉得不可？”无以立。
五常之道，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也。孔子于《论语》中言仁，凡百余见，而定义昭然者，略有十条：其一、“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。能近取譬，可谓仁之方也已。”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其二、“樊迟问仁。子曰：‘爱人。’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其三、“子曰：‘克己复礼为仁。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焉。为仁由己，而由人乎哉？’颜渊曰：‘请问其目？’子曰：‘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’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其四、“司马牛问仁。子曰∶‘仁者，其言也讱。’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其五、“仲弓问仁。子曰：‘出门如见大宾，使民如承大祭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在邦无怨，在家无怨。’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其六、“樊迟问仁。子曰：‘居处恭，执事敬，与人忠。虽之夷狄，不可弃也。’”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其七、“子曰：‘刚毅、木讷，近仁。’”
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其八、“仁者，必有勇。勇者，不必有仁。”
（《论语·宪问》）其九、“子曰：‘有德者必有言。有言者不必有德。仁者必有勇。勇者不必有仁。’”（《论语·宪问》）其十、“子张问仁于孔子，孔子曰；‘能行五者于天下，为仁矣’。请问之，曰：‘恭、宽、信、敏、惠。’”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准况可知，仁者，必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、爱人、克己、讱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、恭、
敬、忠、刚、讷、勇、宽、信、敏、惠。仁德大矣！孔子未称五常，亦从未见仁义并称。孔子言信，“敬事而信”、“谨而信”、“主忠信”（《论语·学而》）“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信者，仁德之一也。依今人所言，亦不过孔子伦理思想范畴之一耳。埒忠、恭、慈、俭、让、敏、敬、慎而已矣。乌克与仁、义、礼、智并称耶？董仲舒首倡此说，而依王公之明，竟亦人云亦云，予不免喟然。
五者各别，不相须而成。仁内礼外，义以行之，知者，义之基也。信者，仁德之一耳。岂非相须而成哉？
故有智人、有仁人者，有礼人、有义人者。人有信者未必智，智者未必仁，仁者未必礼，礼者未必义。孔子明言“克己复礼为仁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岂有仁者未必礼？
且忠者，厚也。《说文解字》训“忠”：“敬也,尽心曰忠。” 又闻“无私也”（《广韵》）“直也”（《玉篇》）鲜闻作“厚”解者。孔子于《论语》中，未曾言“厚”，“厚”亦绝不在诸仁德之列。“厚”之为德，及“忠厚”之谓，皆为后起之义。
厚人，仁矣。又吾所不识也。退而言之，厚为仁德之一，亦非即仁也。
孔子曰：“观过，斯知仁矣。”子文有仁之实矣。孔子谓忠非仁，是谓父母非二亲，配匹非夫妇也。忠，仁德之一耳，岂仁之赅哉？舛之甚也。
哀公问：“弟子孰谓好学？”孔子对曰：“有颜回者，不迁怒，不贰过，不幸短命死矣。今也则亡，未闻好学者也。”夫颜渊所以死者，审何用哉？王公于《论衡》中已自答之，“若颜渊、伯牛之徒，如何遭凶？颜渊、伯牛，行善者也，当得随命，福佑随至，何故遭凶？颜渊困於学，以才自杀”（《命义》）。
今自以短命，犹伯牛之有疾也。人生受命，皆全当洁。今有恶疾，故曰无命。“无命”之说何从起？《论语·雍也》篇载：伯牛有疾，子问之，自牖执其手，曰：“亡之，命矣夫！斯人也而有斯疾也！斯人也而有斯疾也！”王公当是据孔子所言“亡之命矣夫”而言旃。然，“亡之”当句绝，“亡之”者，亡丧也，非“无之”也。是用，下文所云“人生皆当受天长命，今得短命，亦宜曰无命……未晓其故也”无以立。
哀公问孔子孰为好学。孔子对曰：“有颜回者好学，今也则亡。不迁怒，不贰过。”何也？
曰：并攻哀公之性，迁怒、贰过故也。因其问则并以对之，兼以攻上之短，不犯其罚。问曰：康子亦问好学，孔子亦对之以颜渊。康子亦有短，何不并对以攻康子？康子，非圣人也，操行犹有所失。成事，康子患盗，孔子对曰：“苟子之不欲，虽赏之不窃。”由此言之，康子以欲为短也。不攻，何哉？王公承皇疏之说，而攻焉。《十三经注疏·论语注疏》邢邴其疏亦载之，殆不足信。孔子言颜回好学，心下念及颜回“不迁怒，不贰过”之优，乃随而附之，何不能也？皇侃称“学至庶几，其美非一。今独举怒、过二条者，为当时哀公滥怒贰过，欲因答寄箴者也”
，试问，既“学至庶几，其美非一”，又何能一一言之？于哀公言，必具称乎？夫迁怒、贰过，孰能免之哉？岂但哀公而康子不然？既攻哀公，何不并攻康子？孔子言出，盍必干人事哉？
孔子见南子，子路不悦。子曰：“予所鄙者，天厌之！天厌之！”南子，卫灵公夫人也，聘孔子，子路不说，谓孔子淫乱也。《论语·雍也》篇明载：“子见南子，子路不说。夫子矢之曰：‘予所否者，天厌之！天厌之！’”
何言“谓孔子淫乱”耶？如此衍文，无怪子见南子一事，又演变为“孔子适卫，因嬖臣弥子瑕以见卫夫人，子路不说”
（《盐铁论·论儒》）、“孔子欲行王道，东南西北，七十说而无所偶。故因卫夫人、弥子瑕而欲通其道。（《淮南子·泰族训》）
诸说。岂非后人附会妄加之过哉？以至西汉孔汉国以为所传可疑，刘宝楠以为不经之谈，崔述以为其事固未必有。予窃谓或有之，今从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所载，“灵公夫人有南子者，使人谓孔子曰：‘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，必见寡小君。寡小君原见。’孔子辞谢，不得已而见之（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）。如王公所云“太史公，汉之通人也”（《案书》），当不致如何。子路宜为疑孔子欲假南子，以见用于卫灵公，故不悦。子路虽野，也不致疑其师有其行也。而孔子固非欲假南子以见用，实不得已而见之，如此而已矣。
孔子解之曰：我所为鄙陋者，天厌杀我。至诚自誓，不负子路也。问曰：孔子自解，安能解乎？使世人有鄙陋之行，天曾厌杀之，可引以誓；子路闻之，可信以解；今未曾有为天所厌者也，曰天厌之，子路肯信之乎？行事，雷击杀人，水火烧溺人，墙屋压填人。如曰雷击杀我，水火烧溺我，墙屋压填我，子路颇信之；今引未曾有之祸，以自誓於子路，子路安肯晓解而信之？行事，适有卧厌不悟者，谓此为天所厌邪？案诸卧厌不悟者，未皆为鄙陋也。子路入道虽浅，犹知事之实。事非实，孔子以誓，子路必不解矣。是言何出？厌之岂同厌杀之？是言何出？予闻所未闻也。子路性躁，常“率尔而对”（《论语·先进》），“由也喭”（《论语·先进》），可知其人之一斑。孔子见亲信弟子不悦，乃情急而发。人穷则呼天。《论语·子罕》篇，“子疾病，子路使门人为臣。病闲，曰：‘久矣哉！由之行诈也，无臣而为有臣。吾谁欺？欺天乎？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，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？且予纵不得大葬，予死于道路乎？’”若太史公所谓“故劳若倦极，未尝不呼天也；疾痛惨怛，未尝不呼父母也”（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），
“欺天乎”若“天厌之”，实情急之语也。蔡谟曰：“矢，陈也。夫子为子路陈天命也。”此说牵强，固也不通，何曾陈天命耶？此处天字无实义。至于《论语》称“矢之”，想《论语》本众弟子所集，时闻其“天厌之，天厌之”之语，乃以为誓，载于《论语》耳。是用，下文所云“若此者，人之死生自有长短……是与俗人解嫌引天祝诅，何以异乎”无以立。
孔子称曰：“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。”语出《论语·颜渊》，子夏曰：“商闻之矣：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。”乃子夏所言。非孔子亲言也。姑不详说，后“复成《诘王》”将略辩之。
孔子曰：“凤鸟不至，河不出图，吾已矣夫。”夫子自伤不王也。己王，致太平；太平则凤鸟至，河出图矣。今不得王，故瑞应不至，悲心自伤，故曰“吾已矣夫”。问曰：凤鸟、河图，审何据始起？且观王公于《指瑞》所云：“故孔子曰：‘凤鸟不至，河不出图，吾已矣夫！’不见太平之象，自知不遇太平之时矣。且凤皇、骐，何以为太平之象？凤皇、骐，仁圣之禽也，仁圣之物至，天下将为仁圣之行矣。”既是“将”，则必是天下为仁圣之行之前。何下文又称“始起之时，鸟、图未至；如据太平，太平之帝，未必常致凤鸟与河图也。五帝、三王，皆致太平。案其瑞应，不皆凤皇为必然之瑞；於太平，凤皇为未必然之应。孔子，圣人也，思未必然以自伤，终不应矣”？
或曰：孔子不自伤不得王也，伤时无明王，故己不用也。凤鸟、河图，明王之瑞也。瑞应不至，时无明王；明王不存，己遂不用矣。夫致瑞应，何以致之？任贤使能，治定功成；治定功成，则瑞应至矣。瑞应至後，亦不须孔子。孔子所望，何其末也！不思其本而望其末也。不相其主而名其物，治有未定，物有不至，以至而效明王，必失之矣。差矣。既喻夫明王，岂非已是思其本哉？
孝文皇帝可谓明矣，案其《本纪》，不见凤鸟与河图。使孔子在孝文之世，犹曰“吾已矣夫”。且观王公于《宣汉》篇所云：“孔子言凤皇、《河图》者，假前瑞以为语也，未必谓世当复有凤皇与河图也。”既如是，又何放言高论为？
子欲居九夷，或曰：“陋，如之何？”子曰：“君子居之，何陋之有！”孔子疾道不行於中国，志恨失意，故欲之九夷也。或人难之曰：“夷狄之鄙陋无礼义，如之何？”孔子曰：“君子居之，何陋之有？”言以君子之道，居而教之，何为陋乎？问之曰：孔子欲之九夷者，何起乎？起道不行於中国，故欲之九夷。夫中国且不行，安能行於夷狄？“夷狄之有君，不若诸夏之亡”。言夷狄之难，诸夏之易也。不能行於易，能行於难乎？后人刘禹锡岂非有言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，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，斯是陋室，唯吾德馨”（《陋室铭》）？君子居之，固无陋可言矣。而况至圣乎？“夷狄之有君，不若诸夏之亡”，乃指礼仪而言。《十三经注疏·论语注疏》有云：“正义曰：此章言中国礼义之盛，而夷狄无也。举夷狄，则戎蛮可知。诸夏，中国也。亡，无也。言夷狄虽有君长而无礼义，中国虽偶无君，若周、召共和之年，而礼义不废。故曰：‘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诸夏之亡也。’”盖夷狄者，野人也。然潮州人尚为韩愈所化，“始潮人未知学，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。自是潮之士，皆笃于文行，延及齐民，至于今号称易治”（《潮州韩文公庙碑》）。虽潮州固比不得夷狄，而孔子之才岂徒胜韩愈百倍耶？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有载：“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，一年，四方皆则之。由中都宰为司空，由司空为大司寇。”使居于夷狄，何能不化？道之行之夷狄，固难于行之中国。然，不行于中国，岂便不克行之夷狄耶？《论语·子路》篇，子曰：“苟有用我者。期月而已可也，三年有成。”此言未称于何地。倘审如王公之意，仅就中国而言，则退而言之，于夷狄“三年而已可也，三十年有成”，谅也无碍。
且孔子云：“以君子居之者，何谓陋邪？”谓修君子之道自容乎？谓以君子之道教之也？如修君子之道苟自容，中国亦可，何必之夷狄？如以君子之道教之，夷狄安可教乎？安不可教耶？曩者舜舞有苗，三年而成。《韩非子·五蠹》载：“当舜之时，有苗不服，禹将伐之，舜日：‘不可。上德不厚而行武，非道也。’乃修教三年，执干戚舞，有苗乃服。”又，禹入裸国，岂非亦欲教之？“昔舜舞有苗，而禹袒入裸国，非以养欲而乐志也，欲以论德而要功也。”（《战国策·赵二》）况王公于《率性》篇岂非有言：“凡含血气者，教之所以异化也。三苗之民，或贤或不肖，尧、舜齐之，恩教加也。”夷狄非含血气者乎？胡不能教哉？王公非谬则悖矣。
禹入裸国，裸入衣出，衣服之制不通於夷狄也。禹不能教裸国衣服，孔子何能使九夷为君子？禹初入裸国，所谓入乡随俗，不改其恒，故也解裳。舜三年而苗服，纵禹再圣，又能岂立马见效耶？三年以降，孰敢言禹不能教裸国衣服耶？“宰我曰：‘以予观于夫子，贤于尧舜远矣。”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）倘宰予审有溢美之词，则退而言之，亦自与尧舜正等耳。岂不能教而化之乎？王公称“孔子何能使九夷为君子”，“使九夷为君子”非孔子所言，乃王公欲加之辞也。而终不往者，已不可考，亦非吾属所能知也。是用，下文所云“或：孔子实不欲往……孔子、子路皆以佞也”无以立。
孔子曰：“赐不受命而货殖焉，亿则屡中。”何谓不受命乎？说曰：受当富之命，自以术知数亿中时也。王公虽言“说曰”，而予窃谓，纵非其假其口以设难，亦必出己之亿度。何也？《率性》篇又云：“赐不受命而货殖焉，赐本不受天之富命，所加货财积聚，为世富人者，得货殖之术也”，以此。朱子于《论语集注》亦称“命，谓天命也”，噫！此处“命”字岂作“富命”解？古往今来，凡将此一“命”字作“富命”解，倘非一时不慎，辄非痴即愚也。盖尽人事乃知天命。倘子贡曾货殖而终不富，则谓之无富命可也。今子贡未曾货殖亦未富，王公又恶知其无富命哉？由是知之，“命”者，当为“教命”也，何以验之？《论语·子路》篇，樊迟请学稼，子曰：“吾不如老农。”请学为圃。曰：“吾不如老圃。”樊迟出。子曰：“小人哉，樊须也！上好礼，则民莫敢不敬；上好义，则民莫敢不服；上好信，则民莫敢不用情。夫如是，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，焉用稼？”圣人于前，学如不及，俊乂壮夫，闻道恐后。以樊迟之才，曾顾稼圃，堪谓鄙陋。货殖也者，虽略胜于稼圃，而实也属稼圃之类。当非孔子之所许也，而赐为之，故孔子称其“不受命”、“而货殖焉”。但有不受教命而货殖之意，决无不受天命（或富命）而货殖之理也。其意檄然。是用，下文所云“夫人富贵，在天命乎……与前言富贵在天相违反也”无以立。
颜渊死，子曰：“噫！天丧予！”此言人将起，天与之辅；人将废，天夺其佑。孔子有四友，欲因而起，颜渊早夭，故曰“天丧予”。子路死，子曰：“噫！天祝予。”（《春秋公羊传·哀公十四年》）“天丧予”之谓，相埒“天祝予”，得意弟子去，哀之致而已矣，岂果王公所言“天夺其佑”？“人有忧疾，则呼天地父母，自古而然”（《颜氏家训·风操》），王公岂非也谓“孔子自伤之辞，非实然之道也”（《偶会》）乎？是用，下文所云“问曰：颜渊之死，孔子不王……天神论议，误不谛也”无以立。
孔子之卫，遇旧馆人之丧，入而哭之。出使子贡脱骖而赙之。子贡曰：“於门人之丧，未有所脱骖。脱骖於旧馆，毋乃已重乎？”孔子曰：“予乡者入而哭之，遇於一哀而出涕，予恶夫涕之无从也，小子行之。”孔子脱骖以赙旧馆者，恶情不副礼也。副情而行礼，情起而恩动，礼情相应，君子行之。颜渊死，子哭之恸。门人曰：“子恸矣。”“吾非斯人之恸而谁为？”
夫恸，哀之至也。哭颜渊恸者，殊之众徒，哀痛之甚也。死有棺无椁，颜路请车以为之椁，孔子不予，为大夫不可以徒行也。吊旧馆，脱骖以赙，恶涕无从；哭颜渊恸，请车不与，使恸无副。岂涕与恸殊，马与车异邪？於彼则礼情相副，於此则恩义不称，未晓孔子为礼之意。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一章，殊为可疑，予尝奇之。一则，孔门不乏富达之徒，若依子贡之富，敬叔之贵多矣。颜回为夫子座下第一大弟子，孔子尝于《论语》十余美之。必得同学景慕，今既死，曾无人助丧乎？后又有“厚葬之”可证；二则，颜路与其子同师孔子，今其子丧，而孔子哭之恸甚，胜失亲子，颜路又何敢请夫子命车以为之椁耶？宁欲使夫子徒步而厚其子，颜路之求，何其怪哉？使颜回九原之下有知，必也愧煞矣。请车不与者，“以吾从大夫之后，不可徒行也”是也。遇旧馆人之丧，盖客中，身无长物，脱骖以与，尚有服马在，车犹可为车。颜路请车，则从大夫之后徒行，非礼也。
孔子曰：“鲤也死，有棺无椁，吾不徒行以为之椁。”鲤之恩深於颜渊，鲤死无椁，大夫之仪，不可徒行也。鲤，子也；颜渊，他姓也。子死且不礼，况其礼他姓之人乎？曰：是盖孔子实恩之效也。副情於旧馆，不称恩於子，岂以前为士，後为大夫哉？必有椁乃为恩乎？
如前为士，士乘二马；如为大夫，大夫乘三马。大夫不可去车徒行，何不截卖两马以为椁，乘其一乎？为士时乘二马，截一以赙旧馆，今亦何不截其二以副恩，乘一以解不徒行乎？不脱马以赙旧馆，未必乱制。葬子有棺无椁，废礼伤法。孔子重赙旧人之恩，轻废葬子之礼。此礼得於他人，制失于亲子也。然则孔子不粥车以为鲤椁，何以解於贪官好仕恐无车？而自云“君子杀身以成仁”，何难退位以成礼？“颜渊死，门人欲厚葬之。子曰：‘不可。’”（《论语·先进》）李卓吾于其《四书评》评此句曰：“夫子恸之也如此，却又不肯厚葬。这是何意？极好参。”盖于礼不合。葬者，贫富有宜。有棺可也，何必有椁？脱马以赙旧馆，虽不乱制，盖副情行礼也。今颜路请车，何必卖马以为椁耶？孔子贵仁主礼，去车既是非礼，孔子焉肯去哉？故王公“贪官好仕恐无车”之谓，荡荡如係风捕景。后人臆测往圣，实则，无必然之理，而度其何以若是，何不若彼云云，谬也甚矣！
子贡问政，子曰：“足食，足兵，民信之矣。”曰：“必不得已而去，於斯三者何先？”曰：“去兵。”曰：“必不得已而去，於斯二者何先？”曰：“去食。自古皆有死，民无信不立。”信最重也。问：使治国无食，民饿，弃礼义，礼义弃，信安所立？传曰：“仓禀实，知礼节；衣食足，知荣辱。”国无食，尚可求借于邻国，国无信，岂可求借于邻国乎？无食有方，无信必亡。与《管子·牧民》是言，自也不悖。且，所谓信，礼义之属，德政之方也。大而言之，孔子所谓民信也者，盖礼义之谓，德政之托也。王公岂非亦有“国之所以存者，礼义也。民无礼义，倾国危主”（《非韩》）之言乎？
让生於有余，争生於不足。今言去食，信安得成？春秋之时，战国饥饿，易子而食，析骸而炊，口饥不食，不暇顾恩义也。夫父子之恩，信矣。饥饿弃信，以子为食。孔子教子贡去食存信，如何？夫去信存食，虽不欲信，信自生矣；去食存信，虽欲为信，信不立矣。子贡所问者，政也，孔子所答者，亦为政也。而王公所论者，丘民也。孔子言为政可以无食而不可无信，王公却言无食则天下丘民乱，两相远矣。
子适卫，冉子仆，子曰：“庶矣哉！”曰：“既庶矣，又何加焉？”曰：“
富之。”曰：“既富矣，又何加焉？”曰：“教之。”语冉子先富而後教之，教子贡去食而存信。食与富何别？信与教何异？二子殊教，所尚不同，孔子为国，意何定哉？前者为政，曰食、兵、信，后者治民，曰富之、教之。皆以食、富为先，以信、教为次。何违也与？傥有取舍，则存之信，何紊之有？《说苑·建本》：“子贡问为政，孔子曰：‘富之。既富而教之也。’”可知谓孔子殊教，固非也。
蘧伯玉使人於孔子，孔子曰：“夫子何为乎？”对曰：“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。”使者出，孔子曰：“使乎！使乎！”非之也。说《论语》者，曰：“非之者，非其代人谦也。”《十三经注疏·论语注疏》（何晏注、邢邴疏）引陈群云：“再言‘使乎’者，善之也。言使得其人。”《论语正义》（刘宝楠）、《论语集注》（朱熹），及近人《论语译注》（杨伯峻）、《论语别裁》（南怀瑾）、《论语今读》（李泽厚）皆主善之也。言非之者，予未之闻也，王公抑承汉儒之说。是用，下文所云“夫孔子之问使者曰……出言如此，何益於讳”无以立。
佛肸召，子欲往。子路不说，曰：“昔者，由也闻诸夫子曰：‘亲於其身为不善者，君子不入也。’佛肸以中牟畔，子之往也如之何？”子曰：“有是言也。不曰坚乎？磨而不磷；不曰白乎？涅而不淄。吾岂匏瓜也哉，焉能系而不食也？”
子路引孔子往时所言以非孔子也。往前孔子出此言，欲令弟子法而行之，子路引之以谏，孔子晓之，不曰“前言戏”，若非而不可行，而曰“有是言”者，审有当行之也。“不曰坚乎？磨而不磷；不曰白乎？涅而不淄”，孔子言此言者，能解子路难乎？何以不能？以孔子之圣，岂徒君子？《论语·微子》篇，孔子明言：“‘不降其志，不辱其身，伯夷、叔齐与！’谓：‘柳下惠、少连，降志辱身矣。言中伦，行中虑，其斯而已矣。’谓：‘虞仲、夷逸，隐居放言。身中清，废中权。’‘我则异于是，无可无不可。’”
又曾言：“君子之于天下也，无适也，无莫也，义之与比。”（《论语·里仁》）又，“子绝四：毋意，毋必，毋固，毋我”（《论语·子罕》）。且夫，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有载：“佛肸为中牟宰，赵简子攻范中行，伐中牟，佛肸畔，使人召孔子。”是以《四书考异》曰：“据此，则佛肸之畔，畔赵简子也。佛肸为范中行家邑宰，因简子致伐，距之。”
此孟子所云：“春秋无义战。彼善于此，则有之矣。”（《孟子·尽心下》）容佛肸善于赵简子。张敬夫曰：“子路昔者之所闻，君子守身之常法。夫子今日之所言，圣人体道之大权也。然夫子于公山、佛肸之召皆欲往者，以天下无不可变之人，无不可为之事也。其卒不往者，知其人之终不可变而事之终不可为耳。一则生物之仁，一则知人之智也。”（《论语集注》）其言不失。
“亲於其身为不善者，君子不入也”，解之，宜曰：佛肸未为不善，尚犹可入。而曰“坚磨而不磷，白涅而不淄”。如孔子之言，有坚白之行者可以入之，君子之行软而易污邪，何以独不入也？君子不入，非君子必不入。倘有可入之理，如欲化之，何不能入？况孔子岂但君子哉？盖圣人也。
孔子不饮盗泉之水，曾子不入胜母之闾，避恶去污，不以义耻辱名也。盗泉、胜母有空名，而孔、曾耻之；佛肸有恶实，而子欲往。不饮盗泉是，则欲对佛肸非矣。“不义而富且贵，於我如浮云”，枉道食篡畔之禄。“尔为尔，我为我，虽袒裼裸裎于我侧，尔焉能浼我哉”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）柳下惠也如此，孔子岂不能哉？往见佛肸若何？欲以仁义道德治之国，礼乐教化施之民也。何病之有？何云枉道食篡畔之禄耶？
所谓“浮云”者非也？或：“权时欲行道也即权时行道，子路难之，当云“行道”，不当言食。有权时以行道，无权时以求食。“吾岂匏瓜也哉，焉能系而不食”？自比以匏瓜者，言人当仕而食禄。匏瓜也者，系而不能食，其用惟人睹之耳。孔子岂然？木铎也。言匏瓜，欲以展抱负也，岂是食与不食之间？
我非匏瓜系而不食，非子路也。孔子之言，不解子路之难。子路难孔子，岂孔子不当仕也哉？当择善国而入之也。“吾岂匏瓜也哉，焉能系而不食”是后发之语。前已答之“坚磨而不磷，白涅而不淄”之语。
孔子自比匏瓜，孔子欲安食也。且孔之言，何其鄙也！何彼仕为食哉？君子不宜言也。匏瓜系而不食，亦系而不仕等也。距子路可云：
“吾岂匏瓜也哉，系而不仕也”？今吾“系而不食”，孔子之仕，不为行道，徒求食也。人之仕也，主贪禄也。礼义之言，为行道也。犹人之娶也，主为欲也，礼义之言，为供亲也。仕而直言食，娶可直言欲乎？孔子之言，解情而无依违之意，不假义理之名，是则俗人，非君子也。儒者说孔子周流应聘不济，闵道不行，失孔子情矣。何欲安食哉？何言求食哉？予讽《问孔》，窃谓王公独于此节，妄言刺圣甚矣。前言已明，是非自在，予不复驳，明者自知。
公山弗扰以费畔，召，子欲往。子路曰：“未如也已，何必公山氏之之也？”
子曰：“夫召我者，而岂徒哉？如用我，吾其为东周乎。”为东周，欲行道也。公山、佛肸俱畔者，行道於公山，求食於佛肸，孔子之言无定趋也。言无定趋，则行无常务矣。周流不用，岂独有以乎？王公于《效力》篇言：“孔子周流，无所留止，非圣才不明，道大难行，人不能用也！故夫孔子，山中巨木之类也。”此处又称孔子不见用，盖为“言无定趋，而行无常务”。予也不敏，未卜孰“言无定趋”矣！又称“求食於佛肸”，噫！予惟无言。
阳货欲见之，不见；呼之仕，不仕，何其清也？公山、佛肸召之欲往，何其浊也？公山不扰与阳虎俱畔，执季桓子，二人同恶，呼召礼等。独对公山，不见阳虎，岂公山尚可，阳虎不可乎？子路难公山之召，孔子宜解以尚及佛肸未甚恶之状也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云：“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，使人召孔子。”以是观之，公山之畔，类于费肸。“夫召我者而岂徒哉”言外之意，似为“公山既召我，有任贤之心，或可化之”，故谓为之东周。而《十三经注疏·论语注疏》所引江熙之言：“夫子岂实之公山、佛肸乎？欲往之意，欲观门人之意。如欲居九夷，乘桴浮于海耳。子路见形而不及道，故闻乘桴而喜，闻之公山而不说，升堂而入室，安得圣人之趣？”殆不免曲为弥缝之嫌。又，崔述谓：“以佛肸召、不狃召并为伪也。”（《洙泗考信录》）梁玉绳《史记志疑》、赵翼《陔余丛考》亦皆疑此事，然其据无力。予窃谓纵有其事，又何伤哉？诚如钱穆先生所言“要之不狃可以召孔子，而孔子实未往，其事当在定公八九年之间，则斯足矣”（《先秦诸子系年·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孔子考》）。时孔子年即知命，四十有九。《论语·阳货》篇：“阳货欲见孔子，孔子不见，归孔子豚。孔子时其亡也，而往拜之。遇诸涂。谓孔子曰：‘来！予与尔言。’曰：‘怀其宝而迷其邦，可谓仁乎？’曰：‘不可。’‘好从事而亟失时，可谓知乎？’曰：‘不可。’‘日月逝矣！岁不我与！’孔子曰：‘诺，吾将仕矣！’”此时孔子虽拒之，然言语间，似可窥得隐隐端倪，业有从仕之心矣。念年事已高，而道不见用，有道明主不见，又不愿附于阳货之流，此身将何为也？迨公山召之，如太史公所言“孔子循道弥久，温温无所试，莫能已用，曰：‘盖周文武起丰镐而王，今费虽小，傥庶几乎!’欲往。”（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），乃退而求其次，惟姑附公山，以图王道。“孔子循道弥久，温温无所试，莫能已用”，善哉。寥寥数字，可见孔子若时心境。何等心境？期期有所为而无人用之，欲就有道而不见有道，如之何？如之何？欲就无道而权且从之，然而终不往者，恐公山之流不能真用己，而博“好贤”之名是其实也。此夫子欲之而卒未往之因也（私心度圣，惶惶如也）。
予读《问孔》，眉批密布，犹不能尽予意，是以成文如上。“两刃相割，利钝乃知；两论相订，是非乃见”（《论衡·案书》），待高德大贤之昭察。《〈论衡〉论衡》斯文，亦因欲詶《问孔》而作也。
盖所谓“德鸿者招谤，为士者多口……贞良见妒，高奇见噪”（《论衡·累害》），德高毁来，大抵如是。矧夫至圣耶？
允至圣薨，业二千四百八十三岁。其间，反孔非儒辈有之矣，而真识孔子而驳之有据者，予未见矣。
先秦诸子蜂起，盖门派相轻，多是儒所非，而非儒所是耳。有庄子者，若作《渔父》、《盗跖》、《胠箧》诸篇，寓言十九，“以诋訿孔子之徒，以明老子之术”（《史记·老子韩非列传》），所引孔子言行，大率无稽，不足为证。墨家《墨子》，若作《非儒》篇，虚设齐景公欲封孔子而问诸晏子之事，以诋孔子。又驳儒家仁义、礼乐，乃其见者小也。韩非子《韩子》，若作《五蠹》，以儒为其首。称“儒以文乱法”云云，盖孔孟儒学不利法家所主君主专制也。
魏晋玄谈之辈，厌于两汉经学之繁琐、谶纬神学之怪诞、三纲五常之陈词，转而醉心于形而上之哲学思辨，欲另觅安身立命之地耳。有嵇叔夜者，但见“非汤武而薄周孔”（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）、“越名教而任自然（《释私论》）”以六经为芜秽，以仁义为臭腐"（《难自然好学论》）云云，而实不见所据何以来，所论何以立。
明有李卓吾者，思想违诡叛逆，个性张扬不羁。以为“六经《语》《孟》，乃道学之口实，假人之渊薮也”（《焚书·童心说》）、“虽孔夫子亦庸众人类也”（《焚书·答周柳塘》）。作甚《四书评》，若病易之夫，谵諵不已。其以褊狭骛外之心，而讵孔学，又安克窥其涯涘耶？
清季有洪秀全者，以太平天国为大纛，妄假外夷之教，诋排中华之圣。谓“孔丘所遗传之书……甚多差谬”（《太平天日》），烧圣庙，砸圣碑，曾国潘谓之：“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。”（《讨粤匪檄》）。定都天京，而复归儒学。
近代。有胡适、陈独秀、吴虞者流，卤莽灭裂，排孔无圣。如予于拙文《觇〈圣经·创世纪〉其谬——兼论以耶历纪元观中国文化之失落》中所言“吾国清末以降，主上昏庸，宦多奸逆。国势衰微，每受欺于人。逮五四，有激进者，亟亟于国家之兴，猥将国势衰微归罪于中华固有文化，詈之訾之，誓蠲除之”。间历文革，以批孔为时策，无俟于言。封孔府，刨圣墓，无所不用其极。固无干学术之纤介，岂损先圣之光辉？若夫而今。五四余波所及，文革遗害未尽，或无知后生，或文学青年，《论语》犹未终卷，即敢摇其笔杆，郢书燕说；漫意肆其长舌，疮疵往圣矣。斯时人之习气，夫亦不足道哉。
或言王公之《问孔》，亦不免羼有问孔以自高，饰文以哗众之嫌，予则不知。然王公之《问孔》，固不同与上文所云诸人。王公之《问孔》，是可与论者也。
第三章 复成《诘王》
王公于《问孔》篇称“案贤圣之言，上下多相违；其文前后多相伐者。”其言然否，予于上业论之矣。今觇《论衡》一书，予秉王公“留精用心，考实根核”（《正说》）之精神，曾见是书不乏倍擿之论也。以致予几疑有他人羼入之章，溷增之文矣。夫“上下多相违；其文前后多相伐者”之谓，可以返于《论衡》也。
王公追难孔子在前，予且追难于其，厥作《诘王》，揆其阙谬，指其乖违，约有数端，摭拾如下：
其一。《讲瑞》篇称：“子贡事孔子一年，自谓过孔子；二年，自谓与孔子同；三年，自知不及孔子。当一年、二年之时，未知孔子圣也；三年之后，然乃知之。以子贡知孔子，三年乃定。世儒无子贡之才，其见圣人不从之学，任仓卒之视，无三年之接，自谓知圣，误矣。”则王公既未从之学，复隔六百年之久，又何敢问圣耶？
其二。《吉验》篇称：“后稷之母，履大人迹，或言衣帝喾之服，坐息帝喾之处，妊身；怪而弃之隘巷，牛马不敢践之，置之冰上，鸟以翼覆之，庆集其身。母知其神怪，乃收养之。”不以为虚。《奇怪》篇则否之，曰：“后稷母履大人迹而生后稷，故周姓曰姬……如实论之，虚妄言也。”
其三。《感类》篇称：“高祖母妊之时，蛟龙在上，梦与神遇。”《雷虚》、《吉验》篇皆有道及。而《纪妖》、《奇怪》篇又以为不然。
其四。《恢国》篇称：“皇帝圣人，故仁瑞见。”《问孔》篇称：“任贤使能，治定功成；治定功成，则瑞应至矣。”《吉验》篇称：“凡人禀贵命于天，必有吉验见于地。见于地，故有天命也。验见非一，或以人物，或以祯祥，或以光气……盖天命当兴，圣王当出，前后气验，照察明着。”王公主吉验、瑞应（书中也曾驳瑞应），几与桓谭相埒，“昔大戊遭桑谷生朝之怪，获中宗之号。武丁有雉升鼎之异，身享百年之寿。周成王遇雷风折木之变，而获反风岁熟之报。宋景公有荧惑守心之忧，星为徙三舍。由是观之，则莫善于以德义精诚报塞之矣”（《新论·谴非》）犹谴告，犹灾变，近天人感应矣。
其五。《骨相》篇称：“传言黄帝龙颜，颛顼戴午，帝喾骈齿，尧眉八采，舜目重瞳，禹耳三漏，汤臂再肘，文王四乳，武王望阳，周公背偻，皋陶马口，孔子反羽。斯十二圣者，皆在帝王之位，或辅主忧世，世所共闻，儒所共说，在经传者较着可信。”言圣人皆有异表，实则泰半出于纬书。如“黄帝龙颜”、“舜重瞳子”、“尧眉八采”、“汤臂再肘”、“文王四乳”悉见于《春秋·元命苞》。王公曾以为然，反谶纬之未尽乎？
其六。《奇怪》篇称：“鲁公牛哀病化为虎。”《遭虎》、《无形》、《论死》、《死伪》篇亦尝引之。度王公当是据《淮南鸿烈》所载：“昔公牛哀转病也，七日化为虎。其兄掩户而入觇之，则虎搏而杀之”而言之。顾王公不以人死为鬼，不以有神，何独信此无稽之谈哉？“是非者，不徒耳目，必开心意”（《论衡·薄葬》），千古以来，病者众矣。而何独公牛哀能化虎？既未亲见，何以信之？
其七。《命义》篇称：“国命系于众星，列宿吉凶，国有祸福；众星推移，人有盛衰。”此言天象，颇类星占。《骨相》篇称：“人曰命难知。命甚易知。知之何用？用之骨体。人命禀于天，则有表候以知体。察表候以知命，犹察斗斛以知容矣。表候者，骨法之谓也”（《骨相》）此言骨相，相法之基。星占、骨相，俱占卜之属也。《卜筮》篇既驳卜筮，何也？
其八。《遭虎》篇称：“虎害人于野，不应政。”明辩虎狼之食人，非干功曹。《解除》篇
又谓“虎狼之来，应政失也。”何哉？
其九。《刺孟》篇称：“禹至汤且千岁，汤至周亦然。”此处“且”者，宜为“将”意也。然，禹至汤不及五百祀，按《太平御览》卷八十二引《古本纪年》云：“自禹至桀，十七世，有王与无王，用岁四百七十一年。”《汉书·律历志》引《帝系》云：“夏后氏，继世十七王，四百三十二岁。”而汤至周多不过六百余载，按《史记·殷本纪》集解引《古本纪年》云：“汤灭夏以至于受，二十九王，用岁四百九十六年。”《左传·宣公三年》称：“桀有昏德，鼎迁于商，载祀六百。”何称“且千岁”？而熊伯龙则云：“且仲任，博学之儒也。禹至汤四百四十余年，汤至周六百四十余年，而刺孟篇则曰：禹至汤且千岁，汤至周亦然。夫汉代去古未远，岂博如仲任，尚不知三代年数乎？此后世小儒伪作，不暇修饰，故有此弊也。’”
（《无何集·读论衡说》）其说未然。盖《论衡》之误，不止此处。此处宜为笔误之一，不足为怪也。
其十。《率性》篇称：“论人之性，定有善有恶。”是言性有善有恶。而《别通》篇称：“人生禀五常之性，好道乐学，故辨于物。”《齐世》篇称：“上世之人所怀五常也，下世之人亦所怀五常也。俱怀五常之道，共禀一气而生。”既禀五常，又何以有恶？
其十一。《明雩》篇称：“世之圣君莫若尧、汤。”《是应》篇也称：“圣王莫过尧、舜，尧、舜之治，最为平矣。”然《须颂》篇又称：“《恢国》之篇，极论汉德非常，实然乃在百代之上。”又谓汉代之盛，“五帝三王，孰能堪斯哉”（《验符》）。按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、《世本》、《大戴记·五帝德》、《易·系辞下》、《尚书序》、《帝王世纪》，则尧舜皆在五帝之列。又前称后否矣。王公云：“非以身生汉世，可褒增颂叹，以求媚称也。核事理之情，定说者之实也。”（《宣汉》）自谓无有溢美，予不信矣。《齐世》、《宣汉》、《恢国》、《验符》、《须颂》六篇，其主旨皆宣扬汉德也。
其十二。《说日》篇称：“夫日月不圆，视若圆者，去人远也。何以验之？夫日者，火之精也；月者，水之精也。在地水火不圆，在天水火何故独圆？”远在东汉，王公不识日月之圆，无可厚非。然以日为火之精，以月为水之精，固非也。又以火水之不圆而断日月之不圆，亦非也。此推论之方，一如以夫妇不故生子，而断“知天不故生人也”（《物势篇》），也不知是何逻辑。
其十三。《实知》篇称：“其言孔子曰‘不知何一男子’之言，亦未可用。‘不知何一男子’之言不可用，则言‘董仲舒乱我书’亦复不可信也。”而又于《案书》篇称：“谶书云‘董仲舒乱我书’，盖孔子言也。”此处“盖”字，使非作助词无义解，则必作副词解“或许”意，要之，皆与《实知》篇相悖也。
其十四。《自纪》篇称：“祖浊裔清，不榜奇人。鲧恶禹圣，叟顽舜神。伯牛寝疾，仲弓洁全；颜路庸固，回杰超伦。”意谓仲弓之父乃伯牛也。而观《论语·雍也》载：“子谓仲弓，曰：‘犁牛之子骍且角，虽欲勿用，山川其舍诸？’”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载“仲弓父，贱人。孔子曰：“犁牛之子骍且角，虽欲勿用，山川其舍诸？”《孔子家语·七十二弟子解》载：“冉雍，字仲弓，伯牛之宗族，少孔子二十九岁。生于不肖之父，以德行著名。孔子称其可使南面。”诸书俱未言仲弓之父乃伯牛也，但指仲弓之父不肖耳。未卜王公何所据。
其十五。《命禄》篇：孔子曰：“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。”《辨崇》、《问孔》亦如是云，《命义》篇则直指子夏。语出《论语·颜渊》，子夏曰：“商闻之矣：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。”子夏所闻，闻于何人则不知。《论语·阳货》，子游对曰∶“昔者，偃也闻诸夫子曰∶‘君子学道则爱人；小人学道则易使也。’”同章中，子路曰∶“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∶‘亲於其身为不善者，君子不入也’。《论语·子张》，曾子曰：“吾闻诸夫子，人未有自致者也，必也亲丧乎。”
同章中，曾子曰：“吾闻诸夫子，孟庄子之孝也，其他可能也；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，是难能也。”
子游、子路、曾子以夫子言必称“闻诸夫子”。窃谓“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”之说，虽略合于孔子思想，然子夏既未言“闻诸夫子”，自不以为便是孔子亲言。杨伯峻先生于其《试论孔子》称，《论语》中孔子言“命”五次半，“天”十二次半。所来其半？盖以“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”一语权为半次。是用直指为孔子亲言，殆有不妥。
其十六。《逢遇》篇称：“或以贤圣之臣，遭欲为治之君，而终有不遇，孔子、孟轲是也。孔子绝粮陈、蔡，孟轲困于齐、梁，非时君主不用善也，才下知浅，不能用大才也。”此说良是。然王公又谓“鲁人将以玙璠敛，孔子闻之，径庭丽级而谏。夫径庭丽级，非礼也，孔子为救患也。患之所由，常由有所贪……今不明其说而强其谏，此盖孔子所以不能立其教”（《薄葬》）言孔子所以不能立教者，乃是不明其说而强其谏。差矣。
其十七。《语增》篇称：“传语曰：‘周公执贽下白屋之士。’谓候之也。夫三公，鼎足之臣，王者之贞干也；白屋之士，闾巷之微贱者也。三公倾鼎足之尊，执贽候白屋之士，非其实也。”私心悬想之说，岂也为据？乌足取哉？周公许有此举，固未可知矣。刘玄德礼贤孔明，亦尝“三往之”。且王公又于《非韩》篇称：“周公闻太公诛二子，非而不是，然而身执贽以下白屋之士。”噫。
其十八。《定贤》篇称：“以恬憺无欲，志不在於仕，苟欲全身养性为贤乎？是则老聃之徒也。道人与贤殊科者，忧世济民於难。是以孔子栖栖，墨子遑遑。不进与孔、墨合务，而还与黄、老同操，非贤也。”
而又于《自然》篇中称：“贤之纯者，黄老是也。”怪哉。
其十九。《正说》篇称：“《诗经》旧时亦数千篇，孔子删去重复，正而存三百篇。”“删去重复”之谓，当是承太史公“去其重”（ 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）之说。然则，孔子审有删诗乎？孔子提及《诗经》，辄举三百，“《诗》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‘思无邪。’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、“诵《诗》三百，授之以政”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，是为一疑；删诗兹事体大，若孔子确曾为之，则孔子及其门人缘何不曾提及只字片语，是为二疑；《左传·襄公二十九年》载，吴公子季札在鲁观乐时，乐工所奏之乐，与今本《诗经》大率相埒，而襄公二十九年，时孔子犹未及十岁，是为三疑；先秦文献所引之诗，大体咸见于《诗经》，此外所谓“逸诗”，篇数应不逾五十，使审有三千余篇，宜不至了无踪影，是为四疑；太史公谓“取可施于礼义”，则“唐棣之华，偏其反而。岂不尔思？室是远而”（《论语·子罕》）、“虽有丝麻，无弃菅蒯。虽有姬姜，无弃蕉萃。凡百君子，莫不代匮”（《左传·成公九年》）、“国有大命，不可以告人，妨其躬身”（《荀子·王道》）、“如霜雪之将将,如日月之光明。为之则存,不为则亡”（《荀子·王霸》）之类逸诗又与《诗》中之诗何有不同？彼类可施于礼义，此类亦可施于礼义，是为五疑。由是观之，太史公之论无足以立，王公承之，恐亦不可取矣。
其廿。《书解》篇称：“秦虽无道，不燔诸子。”另于《佚文》、《正说》篇皆言但焚五经。
南海先生云“按焚书之令，但烧民间之书，若博士官所职，则诗书百家自存。”（《伪经考》）崔适《史记探源》亦作如是说。斯论良是。二人乃秉刘大櫆之说，“然则博士之所藏具在，未尝尽烧也。迨项羽入关，杀秦降王子婴，收其货宝妇女，烧秦宫室，火三月不灭，而后唐虞三代之法制，古先经人之微言，乃始荡为灰烬，澌烧无余。”（《焚书辨》）
宾四先生则云：“今依史事论之，焚书起于博士之议政，岂有博士所职概置不烧之理？”（《国学概论·嬴秦之焚书坑儒》）若如是，则李斯何言“非博士官所职，天下有敢藏诗书、百家语、诸刑书者；悉诣守尉集烧之”？据此可知，博士官所职可以藏，而未焚焉。
或曰：《孟子题辞》（按：逮至亡秦，焚灭经术，坑戮儒生，孟子徒党尽矣。其书号为诸子，故篇籍得不泯绝）、《文心雕龙·诸子》（按：烟燎之毒，不及诸子）、《孔子家语·后序》（按：始皇之世，李斯焚书，而孔子家语与诸子同列，故不见灭）皆主未燔诸子。不审赵岐、刘勰、王肃悉后于王公，抑相承王公之说也未可知。
或曰：五经蕞残而诸子尺书俱在，是用秦火但燔五经而不及诸子。此论不足以立也，何哉？倘医药、卜筮、种树之书蕞残，而诗书、百家语、诸刑书俱在，则可以言之“秦火但燔医药、卜筮、种树之书五经而不及诗书、百家语、诸刑书”乎？固不可也。且夫，秦汉之间，人事旁午。五经蕞残而诸子尺书俱在，今究其因，何必定与祖龙燔书有涉哉？
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明载：“……臣请敕史官，非秦记皆烧之；非博士官所职，天下有敢藏诗书、百家语、诸刑书者；悉诣守尉集烧之。有偶语诗书者弃市，以古非今者族。所不去者，医药、卜筮、种树之书。”王公于《语增》中尝引之。又何出“不燔诸子”是语？吾人当知，“天下有敢藏……百家语……悉诣守尉集烧之”，百家语者，即诸子书，则可知在当焚之列。“所不去者，医药、卜筮、种树之书”，百家语岂医药之书耶？岂卜筮之书耶？岂种树之书耶？不待知者而明矣。
《汉书·艺文志》有云："诸子十家，其可观者九家而已。皆起于王道既微，诸侯力政，时君世主，好恶殊方，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，各引一端，崇其所善，以此驰说，取合诸侯。"诸子咸和政而起，今祖龙一统，则诸子其害，决不亚于五经矣。又何独焚儒书，而不及诸子哉？固无此理也。
书中又有小误十余处，如《言毒》、《物势》篇称：“孔子见阳虎却行，白汗交流。”不知其何所据。儒家经典，先秦诸子文书，皆不见此说。既无侮圣之意，不碍甚事。又如《语增》、《齐世》篇称：“孔子曰：‘纣之不善，不若是之甚也。是以君子恶居下流，天下之恶皆归焉。’”乃子贡所言，系出《论语·子张》，宜为记忆有误。此类也者，若邓林之枯枝，似沧海之流芥，故不赘言。
予虽有微辞，不曰
“荆岫之玉，必含纤瑕；骊龙之珠，亦有微纇”（《刘子·妄瑕》）乎？谅王公闵世忧俗，愤愤然焉，立志著书。廿余万字，前后稍有抵牾，亦属寻常中事。行文之间，难免顾此失彼，自也不得求备于其。
第四章
诸书指误
向者，予读当代学术著作，尝见截《论衡》中文，而猬以为王公思想者。如此等断章取义，谅未曾精习《论衡》故也。
一者。《中国儒教史·东汉儒教的异端思潮》章引“上帝，公神也”（《死伪》）、“天，百神主也。道德仁义，天之道也；战栗恐惧，天之心也”（《论衡·辨崇》）、“天神之处天,犹王者之居也”（《雷虚》）诸句，以为王公自有上帝观念。孰不知，所引诸句悉王公以其之矛攻其之盾之法也。姑称其有，复证其乖违者也。书中又言王公“不反对谶纬”，其诚不知王公耳。王公之反谶纬，乃学界共识。若侯外庐曰：“王充（公元二七——一O四年）的反谶纬反宗教的思想，毫无疑问地是中世纪思想史上第一个伟大的‘异端’体系，是两汉以来反对‘正宗’思想的反对中世纪的神权统治思想的伟大的代表。章太炎说他是‘汉代一人’，绝未过火。”（《中国思想通史·王充的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思想》）
二者。《国学丛书·谶纬论略·谶纬的实质和主要内容》章称“王充也说：‘传书言：邹衍无罪，见拘于燕，当夏五月，仰天而叹，天为陨霜。’……这些记载都表明邹衍的叹泣和吹律能感动天，正是天人感应论的先驱。”曾无视后文“此与杞梁之妻哭而崩城，无以异也。言其无罪见拘，当夏仰天而叹，实也。言天为之雨霜，虚也”（《论衡·感虚》）。后文则称王公力驳寒温说，可怪。抑此句为语病，也未可知。
三者。《儒家通说丛书·天人合一》章引《论衡·福虚》篇：“福祸之应，皆天也。人为之，天应之。”而称“这种说法，又是天人感应的透彻解释了”。亦是曲解王公，未识大体者也。
四者。《国学概论·晚汉新思潮》章谓：“而其转移三百年学术思想，开后来之新局者，则在退孔、孟而进黄、老。”其注则云：“《自然》篇：‘说合于人事，不入于道意。从道不随事，虽违儒家之说，合黄、老之义也。’其挹引黄、老处，多不胜举。”纵览《论衡》，所引黄老、道家、道家语不过二十余处，而非之者有半。《论衡》八十四章，无不言及孔子，凡四百余见。且多尊称之，若“孔子，道德之祖，诸子之中最卓者”（《本性》）、“孔子圣人，知府也”（《辨崇》）、“为百世之圣”（《别通》）"可效放者，莫过孔子”（《自纪》）。王公宗孔，诚不刊之论也。退孔孟之论，予所未见。“虽违儒家之说”之谓，实指汉儒而言旃。盖孔子曾言：“天何言哉？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！”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孔子虽早已言，而汉儒不特不推明，诎敢倡“天人感应”诸邪说，矞宇甚矣。而道家自然之论，炳然焉，故王公取之。而“合黄、老之义也”之谓，但指天道。《自然》篇首已明：“试依道家论之。”又，《谴告》篇：“黄、老之家，论说天道，得其实矣。”可知，论及天道，王公乃采道家自然之说，如此而已矣。
五者。《中国思想通史·王充的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思想》章据“违儒家之说，合黄、老之义也”此句，而断言“故以王充为儒家也同样错误”。又谓“王充虽是汉代的道家思想的主张者”（《中国思想通史·王充的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思想》）云云。“违儒家之说，合黄、老之义也”一句上已明辩之，以此句断言“故以王充为儒家也同样错误”，固不足以立，是以不复赘述。王公为儒为道，辄尚待参证。王公为班彪之及门，而不止于儒，其学淹博。历代多将王公划为杂家，若《四库全书》便将《论衡》列为杂家类杂说之属也。其为儒为道，后人亦常有论及。
《中国思想通史》以为王公乃道家思想主张者，予窃谓不然。言其为道，莫如称儒。
苟王公主天道自然论，便可定其为道家。姑不论孔子亦主天道自然论。其又何尝不主德政？《非韩》篇：“治国之道，所养有二：一曰养德，二曰养力。”其又何尝不主礼义？同篇又云：“国之所以存者，礼义也。民无礼义，倾国危主。”此其一也。
或曰：“《论衡》中，王公非儒甚厉，又作《问孔》、《刺孟》，安为儒欤？”王公非儒家，所非者，泰半为宗教化之儒教也，相埒于非道教；非儒生，泰半为方士化之汉儒也，正等于非道教徒。作《问孔》，盖因孔子是为谶纬所神化之教主，惟将孔子列入批判之属。至于孟子，先秦荀子便曾非之。《非十二子》篇，难儒家子思、孟子、子张、子夏、子游。荀子又有贱儒、陋儒、散儒、腐儒、俗儒、小儒之讥，后人亦以荀子为儒。此其二也。
《论衡》中，王公宗孔为最明矣，上已略志。另有极有力之据，《定贤》篇曰：“以恬憺无欲，志不在於仕，苟欲全身养性为贤乎？是则老聃之徒也。道人与贤殊科者，忧世济民於难。是以孔子栖栖，墨子遑遑。不进与孔、墨合务，而还与黄、老同操，非贤也。”可见老聃尚未进于贤者之列，提及孔子则多誉为圣人。此段明推孔、墨于黄老之上，溢于言表。顾王公于《自然》篇中又称：“贤之纯者，黄、老是也。”（可诧）。虽则如此，要之王公尊孔大过于尊老。此其三也。
《论衡》中，王公于儒道二家，其以
“如心揣度，以决然否”（《知实》）之精神，率瑕瑜不揜。然其所引儒家之类言论百倍于道家，彰彰可考。此其四也。
王公作《论衡》，即是儒家之精神，而非道家之所行。《对作》篇有云：“夫论说者，闵世忧俗，与卫骖乘者同一心矣。愁精神而幽魂魄。动胸中之静气，贼年损寿，无益于性。祸重于颜回，违负黄、老之教，非人所贪，不得已，故为《论衡》。”盖道家者流，“清虚以自守，卑弱以自持”（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），故其弟子若杨朱之辈苟全性命于乱世，有“为我”之说，“拔一毛而利天下，不为也”（《孟子·尽心》），又安能“尽思极心，以机世俗”（《论衡·对作》）乎？儒家进取，是用孔席不暖，孟子周流，无不以天下为己任。矧王公自谓闵世忧俗，愤而作书，讵是道家之所行，而非儒家之精神耶？此其五也。
以此，言王公之属儒家，容差彊人意，言王公之属道家，实难服人心。夫古人列其为杂家，未尝不妥。借第非此即彼，则必儒也。
临允文末，胪列如上，庶免贼夫方来之学人也。
噫！天下国家可均也，爵禄可辞也，白刃可蹈也，顾王公之为一代冠冕、《论衡》之为不世鸿篇，岂可易也哉？
余非才无识，管窥先贤，权为札记，无当万一。况不敢以已之是非为必是，而不容他人之匡正。今公诸鄙意，乃蕲与大德俊乂相与析焉。窃本斯旨，是以就。
孔子生后两千五百五十五年
西历2004.1.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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